还在帝国海军学院学习的时候，白佑彬就从老师与教官的教导，以及繁多的海战战例中总结出，决定海战胜负的往往不是指挥官的决策有多的正确，而是指挥官有没有尽量少犯错误，特别是关键性错误。
在极端理想状况下，即战场双向透明，双方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对方的确切行动，洞察对方的一举一动，那么决定海战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双方的实力，以及战斗开始时的态势。另外天气状况，地理位置也都有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的作用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只是，没有任何一场海战是在极端理想状况下进行的。
更多的时候，指挥官必须利用有限的情报，以及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而且往往是良莠不齐的信息做出及时，而且准确的判断，并且果断的采取行动，才有可能抓住机会，击败敌人。
在此情况下，指挥官的个人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可以说，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是任何一名舰队指挥官最大的敌人，也是舰队指挥官最容易犯的错误。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名名垂千古的海军将领在战场上表现得优柔寡断。
当断不断、当决不决，不但会使己方错过歼敌的机会，还将给敌人留下足够多的机会，从而拱手将胜利让给对手。
这样一来，就要求舰队指挥官在尽可能快的情况下，利用有限的情报做出决定。
因此，很多舰队指挥官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就会以守代攻，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存己方实力，等待下一次机会。虽然这么做不会犯严重错误，但是却很有可能错过最佳的歼敌机会。
最重要的是，很多指挥官并没有意识到，“保守”就是最严重的错误。
与用机枪、战壕、铁丝网构筑防线的地面战争不同，海战双方都是机动部队，而且战场情况随时都在变化，交战双方的相对位置也在随时变化。等到下次机会，往往意味着失去眼前的机会。
显然，海军在战略方面的保守思想绝不能用到战术上。
只有积极进攻，掌握战场的主动权，随时随地将己方的优势发挥到最大限度，并且对准敌人的缺点发动进攻，才有可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得最大的胜利。
实际上，这种“战术主动性”在每一位海军名将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换句话说，每有任何一名海军将领在被动防御中获得了胜利，即便执行的是防御任务，优秀的将领也要千方百计的在战术层面上获得主动权，并且从始至终掌握主动权，直到将敌人彻底击败。
历史上，帝国海军的陈渊洋、袁承宗，英国海军的纳尔逊都是掌握战机的绝顶高手。
显然，白佑彬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海战中要避免犯错误，而首先要避免，而且必须要避免的就是优柔寡断、犹豫不决。错过歼敌的最佳机会，就是舰队指挥官犯的最大错误。
实际上，从“大东海战”到“萨兰加尼和巴西兰海战”，再到“伊豆诸岛海战”，以及“扇岛海战”，虽然白佑彬在前两场海战中并不是舰队指挥官，但是他在舰队中发挥的作用都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极为擅长掌握战机的舰队指挥官，而且绝不是那种当断不断的军官，在关键时刻，他做出决策的速度比任何人都要快。
让第62舰队的战舰只补充一半燃料，从而节约数个小时的时间。这大概是白佑彬在这场海战中做出的最果断，也是最有价值的决策之一。
在向西航行的途中，白佑彬再次分析了战场局势。
最终，他几乎敢肯定，英国远征舰队就在里奥格兰德海丘附近，而且其南下的时间不会晚于二十三日上午，南下的速度很有可能超过十六节。只是，在到达阿根廷海盆海域后，因为暴风雨的影响，英国远征舰队的速度很有可能降到十二节。
如此一来，第62舰队必须在二十四日凌晨前赶到阿根廷海盆北部海域。
舰队以二十二节的速度向西航行，也只能在二十三日夜间，大概八点到十点间到达白佑彬确定的拦截海域。
也就是说，减少补给时间节约的那几个小时显得异常的珍贵。
在众多对作战行动有影响的因素中，白佑彬唯一不能预测的，也无法掌握的，就是变化无常的天气。
在南美洲东海岸向南流动的巴西暖流，以及南纬四十度到五十度间的西风漂流的共同作用下，暴雨云层到达阿根廷海盆海域时开始减弱，并且将席卷而来的数十亿吨水蒸气转换成滂沱大雨，倾泻到汪洋大海之中。
从二十三日上午开始，舰队就一直在大雨中航行。
风小了很多，可雨却越下越大，仿佛附近的海水全被抽到了空中，然后再洋洋洒洒的泼了下来。
这不但害苦了桅杆上的了望员，也害苦了领航员。
连续好几日没有见到星空，白天甚至见不到太阳，舰队只能依靠罗盘航行，而不能利用六分仪来修正导航数据。另外，舰队距离南部非洲西海岸线有两千多海里，加上暴雨的影响，无法收不到无线电导航电台发出的电磁波信号，也就无法利用无线电导航设备确定舰队的准确位置。罗盘在高纬度地区的准确性并不高，误差往往会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可想而知，领航员要在这种情况下为舰队指明航向，难度会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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