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样的情况，持续的时间必然的不会长久，果不其然，当贵州通电宣布“独、立”以后，贵州拥有了单独的权力之后，两派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原本就心存各异的两派，终于在这个时候，从所谓的“政、治意见分歧”延伸成为了“政、治战略冲突”，而两派之间的关系，也从所谓的“相依为命”、“共同扶持”一转改变成为了“水火不容”的局势。
水火不容的局势并没有持续很久，当然了，这不是说他们两派之间相互议和了，而是将冷冲突变成了热冲突，两派之间竟然兵戎相向，真刀真枪的干起来了，当然了，作为他们两派，即便是真刀真枪的打起来，也不会形成战场一般的局势，不过虽然没有战场上的声势浩大，死伤惨重，却也弄得两派人之间，各有死伤，当然了，这不包含两派的核心要员，死去的都是那些当兵办事的，亦或者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两派之间的兵戎相见自然不能被贵州的百姓所允许，而这两派人那，都是游弋于政、治之间的人物，自然与军人不同，所以他们都懂得民心民性的重要，从而将兵戎相见下降到了相互之间的暗杀，与谋害的层次，虽然方式上看起来不如荷枪实弹的战斗惨烈，但是实际上，这样的行为才是真正能够动、摇两者根基的方式。
他们之前做所以没有一开的时候就选择这样的暗杀、谋害的方式，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相互都清楚，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说白了，还是对于贵州一隅的争夺，他们都不是碌碌之辈，要说他们没有称雄全国的野心那是假话，所以他们才会相互之间不约而同的选择近似于战争那种不会动摇两派根基的方式，来进行争夺。
与其说这是他们的智慧，倒不如说是他们的油滑，因为无论他们双方中的那一方，都清楚的知道，如果一旦自己方面取得了贵州的全部权利的话，那么经营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有可能与其他人那般，逐鹿全国，那么一旦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的话，他们曾经的敌人，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为了那时的盟友助力，而且说起来，他们虽然斗得火热，但是实际上都是家乡人，都是子弟兵，对内他们或许无情厮杀，但是一旦到了对外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同仇敌忾。
所以他们双方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却也是阴暗的，他们都在为了日后更长远的路途做打算，常言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真是因为他们都深明此理，所以他们的作为也就是最恰当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了，如果他们相互之间仅仅有哪一方为了一隅之地，便要动摇这个贵州的核心根基的话，那么不要说是逐鹿全国了就是仅仅的贵州内部的权力之争，那一方也不会胜利。
两派之间的争斗由战斗转入暗杀，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民国元年，民国元年十二月，时任军政府东路巡按使的何麟书“奉令”讨伐“自、治社，何麟书这一举动，证明了那个时候的“宪政派”暂时性的取得了贵州的部分兵权，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如此的对“自、治社”进行这样毁灭性的行为了，不过虽然何麟书等人谋划完备，且又由何麟书亲自挂帅，但是当他的部队与“自、治社”的队伍在铜仁，正式接火之后，何麟书发现自己这一次的胜利的可能，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
其实这个时候刘显世并没有醉酒，他也将戴戡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但是他知道，自己这个时候不能表态，其实不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什么，而是那个时候看中贵州军政大权的不单单只有戴戡一个人，刘显世，其实也是想着要将贵州收入自己的囊中的，这从他将自己的权利主动割舍，拉拢贵州军官，从而迫使戴戡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力，不得以的也将自己的权利稀释下去，来安抚，拉拢贵州军官这一点上，就能看出刘显世这个人绝不像一般人想象中的那样，是一个无为之辈。
刘显世主动地割舍自己的兵权，这无异于是在割自己的肉来喂饱下面的官兵，为的就是让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说起来，那个时候的刘显世与戴戡相比较的话，举一个例子吧，就好像那个时候的戴戡就好像是一头牛，而刘显世顶多就算是一匹马，谁的权力更大，就非常明显了，而如果那个时候刘显世没有选择将自己的肉割下来喂给手下的官兵，从而迫使那头老牛为了人性必须要更大力度的割舍自己的肉，从而在削弱自己的同时，也使得戴戡的权利无形中与自己持平了，那么很可能刘显世根本就不会有他后来的升迁了。
戴戡见刘显世如此的含糊其辞，也明白，这是他在跟自己画圈子，不过戴戡对于他这样的行为也是表示理解的，虽然他看不起刘显世，但是无论如何，刘显世也是一个游弋于政、治之中多年的人物了，所以想要凭借自己一句话，就让刘显世痛快的答应下来，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刘显世直接答应了下来，那才叫人感到奇怪那。不过这一次，倒是戴戡想错了，其实刘显世的含糊其辞，并不是因为他想要为自己争取权利，而是刘显世那个时候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区分，所谓的护军使与警备总司令之间的权力的高低，他是因为这一点才含糊其辞的，并不是为了从戴戡手中获取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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