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设计巧妙的炮轰日军。
如果给这次行动起个名称，还真的就如同霍小山所定的黑夜之中的口令那样叫“赶猪上圈”。
咱们霍小山霍营长可是地道的东北银，他定的口令自然便有东北特色——直白易懂而又恰如其分。
他在夜色口用强大的火力驱赶着日军向后撤，这中途能干掉一部份日军固然好，但他主要的目的还是让己方与日军拉开距离以便重炮轰击。
要知道，截止目前，长沙近郊自然也包括长沙城尽在国军重炮炮口之下。
国军在之前一炮未放就是因为中日双方的军队太近了，威力巨大的重炮一旦开炮可就连自己的人都捎带上了根本不敢打。
所以在夜战之中霍小山先是以盒子炮连发开路，再以轻机枪冲锋，就是为了让日军经受不了冲击跑得更快一些更远一些。
然后就在他觉得双方的距离已经足够远的时候，在魏建兴军号号令的统一指挥下中方官兵就来了一个急刹车。
而日军由于不想夜战而奔跑起来的惯性使得他们自然要跑到中国军队的射程之外并且防止中国军队的再次夜袭。
于是，正如直属营尖兵侦察回来报告的那样，日军退到了距离他们两千五百公尺的地方才停了下来。
而这时日军已是完全与中国军队拉开距离了，国军的重炮自然就可以大胆射击了。
第九战区虽然只有这八门重炮，可是却绝对不可以小瞧重炮的威力，并且日军这回没有重炮，不能形成对国军重炮的火力压制。
日军一路从新墙河以北带过来的山炮与野炮根本就无法对抗中方这八门重炮，因为中方重炮目前还在他们山野炮的射程之外。
重炮的威力是巨大的，以那两门口径为150mm的德制重炮为例。
一发三十多公斤的炮弹爆炸后，以爆炸点为中心的直径为100米的圆形区域内，日军士兵在那四射的弹片中是根本无法幸存的。
而如果恰有那运气更背的日军处在爆炸点20米以内，不提弹片，光是那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就完全可以让他们五脏六腑破裂而死。
就算有百万分之一的幸存不死者，耳朵内的骨头也会尽皆断裂成为聋子。
这就是重炮，这就是大杀器！
尽管除了这两门德制炮外其它六门的威力小了一些，但是也可完全可以想见八炮齐发所产生出的炮火覆盖效果！
但由于这场炮击是在黑夜之中进行的，除了相对抵近观察的沈冲他们那些尖兵有直观感受外其余的官兵也只能在远处叫好了。
中国军队并不知道这次炮击会给日军造成了多大伤亡，中国军队探查不到日军也绝不会说。
这种情形是战争双方在关于人员伤亡情况的常态，每一方都会夸大杀死敌人的数量，缩小己方伤亡的数字，以起到让敌人胆寒让己方士气大振的作用。
而后便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最后这种战斗的具体效果如何变成了一个未解之谜，从而留给了后人们根据历史的蛛丝马迹进行推理猜测甚至因为正反两方观点不同而互喷口水的空间。
但在后来史学家们的探研中有一点却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在这次长沙会战中那次炮击的时候日军正是集结军队也要对中国军队夜袭的。
然后日军的夜袭就被中国军队率先发动的攻击打乱了，日军就被撵回去了，被撵到了一个中方完全可以用重炮轰击而不担心己方受损的地方。
那些日军当时在距离中国军队五里地之外是处于集结状态还是说已经散开了没有人知道，但日军肯定伤亡巨大，但具体有多大，未知！就是到了后世依然未知！
而在这场战斗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郑由俭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他所做的就是先是在战前在他的建议下第九战区炮兵旅在战前动员了全旅的力量在长沙城内及近郊炮弹可及之处，进行了详细的大地测量。
他们量出了各种可资为标志的建筑物与岳麓山炮兵阵地之间的的距离，从而制成了二万五千分之一的标点图，给每个位置建了一个座标点。
然后在开战前他们竟然还做了火炮试射的校对，以保证标点图绘制正确。
最后他们就是尽其所能地从岳麓山区扯出了无数根通向各标点建筑物的电话线，每部电话终端都有专门的炮兵观察哨进行看守。
一旦需要炮击的时候，观察哨只需要报出所要炮击位置的座标，也就是郑由俭拿着那张图上所画着的圈圈点点旁边的阿拉伯数字。
然后，不出两分钟，排炮保到，不需要试射！
而郑由俭这个思路正是来自于直属营使用掷弹筒。
直属营给日军打伏击时只要条件允许都是通过先期的准备直接固定掷弹筒的射击诸元，日军一旦进入目标区域就直接发射掷弹没有试射。
掷弹筒名字叫筒其实质却是迷你版的曲射炮，因此掷弹筒虽小与重炮的原理地是一样一样的，只不过掷弹通过目测凭借经验打炮的时候更多一些罢了。
在炮兵正常作战时，都是先由炮兵观察哨先测出炮击目标的座标然后再报告给炮兵阵地从而招唤火力支援，这个过程就慢了。
而郑由俭和王守成的做法却是将这个过程给简化了，观察哨只需要在标点图上找到日军处于哪个点上，然后报出座标点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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