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安得知四个老板已经招供，专案组已经进驻安省，对自己进行调查的消息后，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不可待地筹划着如何对付调查，但自己当年曾经向大佬信誓旦旦的保证过，如果现在去找大佬，怕大佬失去对自己的信任，就想用钱摆平此事。新市长听说此事后，将计就计，派人主动找到李建安的联系人，说自己认识中央首长的公子，只要拿出五百万就能保证李建安顺利过关。弥天大谎很快赢得了李建安的信任，马上提出帮他解决四件事：一是从中央纪委索回举报信；二是把被抓的四个企业的老板都放了；三是调离安省，到外省任职；四是将他的死对头新市长双规。“公子”当即将李建安所有的要求都答应了下来，并“明码标价”：每办成一件事另加收一百万元人民币，李建安也顾不得许多，一律无条件答应，拿出五百万元人民币交给了他们。新市长就把这五百万直接交给了中纪委，才有了现在这个结果。
李建安的问题主要出在土地上，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有一项权力是他始终不能“放弃”的，就是土地出让的决定权。他打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旗号，滥用职权，违反规定拒绝实行招标拍卖，采用批条子、打招呼、签字批示、以吃饭或主持会议协调等形式，直接干预土地出让。他“协调决定”的内容主要是，一味迎合开发商的意愿，随意决定出让土地的用途；不经评估随意决定地价；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和城市建设配套费；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等。很多私营开发商都是因为李建安的不法支持而在短时间内迅速暴富的。这样的权钱交易使李建安和一些“老板”的关系密切到不分你我。
李建安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好大喜功。李建安经常说的一句话“数字报大点无关紧要，又不交税，数字能鼓舞干劲”。
市计委在制定“八五”计划时，曾提出GDP要增长13%的目标。但时任市委书记的李建安觉得这个数字“太低”，“不符合政治需要”，计委无奈调到15%，但仍达不到李的期望，计委只好第三次调整，即从15%提到18%，然而，再次遭到李的否决。最后，在和计委“讨价还价”之后，李建安作了一些让步，在会议上把“八五”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目标定为22%，而不是他理想中的28%。为了达到“目标”，李建安对上述指标逐级分解，层层加码。各级政府为达到这个目标，采取财税“空转”的办法，虚构纳税人，于是在很多县市出现了以“秦始皇、叶利钦、克林顿”等死人和外国人名字交税的闹剧。
李建安为了出“政绩”，大肆搞工程上项目，经常是“只见奠基，不见竣工；只见剪彩，不见效益，只见投入，不见产出；只见投资，不见收效”，被民间称为“三拍（拍脑袋创意、拍胸脯决策、拍屁股走人）干部”。
———一个“国际性”的大机场，一个多星期才有一架飞机起落，平常只有鸟儿在飞；———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只有两只小老虎生活在那里；李建安的政绩工程———“大机场”，共耗资三十三亿五千万元，工程开工时，全市的工人、教师、农民每人被摊派了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为了兴建这个机场，不知透支了多少财力。李建安决定要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养老虎和鳄鱼，在折腾了三年之后，这个动物园也只有两只小老虎。
李建安搞的“形象工程”中，大电厂在其任内花掉的八千万元资金，成了谁也理不清的“烂账”；所谓“二百万头黄牛产业化工程”，实际存栏量也就几万头，而一批“老板”则财运亨通。
而且在干部任免上擅自签批并支持、纵容有关部门变相吸收录用干部达一万三千多人，造成市干部人口严重失控、人员超编、市直机关超编46.5%，事业单位超编27.8%，李建安任市委书记期间，市委市政府正副秘书长最多时配二十六人。他违背党的干部路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滥用职权，独断专行，任人唯亲，卖官鬻爵。甚至把主管人事工作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找来，当场口述干部任命名单，并安排作为组织部意见提交书记办公会。我记得有一年一次提出了一百七名干部任命意见，让组织部长作为组织部的意见向书记办公会汇报，对有不同意见或考察明显不合格的干部，仍强行安排。
像李建安这样的工作作风不出事才怪。李建安出事之后，我听说他的女儿李子玉，到处找钱返还赃款，但是，树倒猴孙散，人倒茶更凉。李建安没倒台的老部下连门都不让进，说起来真让人心寒。如果此时去找李子玉问题不是很大。
张敬国手舞足蹈的说道：“事不宜迟，张晓娟你尽快联系上李子玉，不管什么条件都要答应她，只要搞掉鲁一民，我们以后赚钱的地方有的是。”
鲁一民来到天江市，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最大障碍，也可以说是腐败分子的天敌，算计鲁一民的不单单是像张敬国这样的黑社会集团，还有像省长刘俊民这样的高官以及国际反华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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