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乱了！
从崇祯六年腊月开始，最先爆发抗粮抗税的长乐县（对不起大家，受地图的骗，后来才知道五华县当年叫长乐县。），风波迅速沿着韩江向上下游蔓延。
梅州、平远、大浦、龙川、河源、紫金，到处都传来了农民起来抗粮抗税的事情，各地都有将下乡征粮收税的吏员杀死，造成民变的事情发生。
不过，还可以让广东各级官吏稍微安心些的是，廖冬至和吴六奇这些变民只晓得在乡间流窜，打劫集镇圩墟，对于各地州县却是半点也不敢动的。
但是，这种风潮随着北方越过五岭南下的寒风一道，一路吹到了新丰、佛冈、英德、清远等地，距离省城广州越发的进了。另一路则是朝着惠州、潮州、海丰、陆丰、汕头一带刮了过去。骇得四乡的绅士们纷纷打点起行囊包裹，在祠堂里给祖先上了一柱告罪的香火，带着金银细软之物逃进了各处州府县城去躲避这股民乱风潮。
无独有偶，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就在人们为了从粤东北沿着韩江传来的这股抗粮抗税风潮而忐忑不安的时候，又有一个恶劣的消息传来。在距离省城广州不过咫尺之遥的佛山，这座号称四大名镇之一，以冶炼、制造铁器而著称的城镇，同样爆发了民变。
对于乡间的农民来说，每年收取地租、钱粮、税银是三把利刃悬在头顶上，对于普通市民和铁匠、冶炼工人这些手工业者来说，税银、捐税、摊派，同样是三把利刃。
当税吏们拿着税银簿子要那些冶炼场的厂主，铁匠铺的工人们按照从万历四十八年开征的辽饷，缴纳九厘正税之后，再行缴纳从崇祯四年提高的一分二厘税银标准时，佛山的铁匠们愤怒了！
采用木炭作为燃料冶炼生铁，打造熟铁，制造各种铁器，本来就要比在南中采取小高炉以焦炭为燃料炼铁来的成本要高，何况南中军又采取水排等技术手段来降低人工成本，而且从矿石开采、焦炭冶炼、高炉炼铁、炼钢都是具有现代技术和企业管理理念的结合，最大限度的降低了中间环节消耗成本。而佛山的冶炼行业，恰恰相反的，不但购买矿石、木炭等原材料要支付高额价格，还要支付各种各样的浮收税捐。更为令人咂舌的一项成本则是方方面面官吏的孝敬、打点。
除了这些，就是官家派下来的差事。不但要求的工期紧、数量大、质量标准可以用挑剔来形容，最为要命的一点，给予的工价银子极低，上头发下来的工价，七折八扣到了最底层的官吏手中便所剩无几，即便如此，这些难缠的小鬼们还要在讨要些常例钱。
这样算下来，佛山的冶铁业者们，每炼一斤熟铁，就要比在广州街头出售的南中熟铁器具贵上二、三十文，极少有能够价格持平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因为技术和生产组织上的原因，本身佛山的冶铁就要比他们在南中的同行们高出许多。没有低廉的矿石，没有焦炭，没有小高炉，没有官家提供的两顿管够吃的肉饭，更没有官家提供的棉衣作为工作劳保服，只能靠尽可能的压低人工成本来维持生计。
更加要命的是，南中的铁器出口，是执行所谓先征后退的政策，也就是说，卖到广东广西的铁器是不用缴税的。而佛山的炼铁行业不但没有这些优惠政策，相反还被官家视为现金奶牛。一旦有事情，大批的摊派就会降临到每一个冶铁业者的头上。
于是，冶铁打铁的汉子们悲哀的发现，自己不管多么的拼命下力打铁炼铁，不管炼出了多少铁，不管打造出来了多少精美坚固优良的铁器，却依旧是无法避免挨饿、破产的地步！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无法挣到钱！
当听说除了要缴纳九厘正税之外，还要再缴纳一分二厘的税银（这是胥吏们玩的一个花样，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重复计算，重复征收。一分二厘的税银是在九厘正税的基础上增加三厘，而不是一下子就增加一分二厘。但是税吏们却巧妙的将这两个标准分开执行。），铁匠们挥起大锤、火钳将税吏们打了出去。
被打得筋断骨折的税吏们在街道上苟延残喘的试图逃走的时候，闻讯赶来的冶铁业者们热情的将他们留在了这里。
佛山的铁匠们在最先挥起铁锤的行会会首黄把头的带领下，开始了自己的抗税抗捐活动。
一时间，手握自己打造兵器的铁匠们，和那些握着各色农具的农民，南北呼应的对各处州城府县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当人们在城里惴惴不安的惦记着祖宗牌位和祠堂里的香火，家里的房舍家具桂花树的时候，从广西传来了更加恶劣的消息。
广西不但有民变起来抗粮抗税，作为当地一大特色的土知府等土官也趁势起兵作乱，打劫州府县城。他们的做法可是要比那些变民要强横了许多。土知府和那些苗瑶溪硐的大小寨首，混合着各地起来抗粮抗税的民变武装，将两广各地官员的过年心思搅扰的一点皆无。
“娘的！本来想着收了浮收、火耗，拿着银元进省城打点一下熊总督，也好给老子换个地方，现在可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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