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家谈论的都是体制中事,其实也是交流一下各自的体会感想和感受,由于没有那些虚假的东西,所以每人应该都会从别人身上感悟到一些东西,有所收获,这也是陆政东最主要的目的。
饭局终于散了,但是陆政东真正想谈的东西才刚刚开始。
“俊义,有没有跳出安新的想法?”
对于安俊义的去向问题,陆政东已经思考得很成熟了,所以他只是轻轻的抿了一口清香宜人的茶水,直接问道。
“我一直等待着领导的召唤。跟着领导实实在在的做点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这辈子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安俊义也没有任何考虑,直接回答道。
虽然现在在安新和罗浮黎关系也处得不错,和市里其他领导关系也还可以,在安新他工作这么多年,关系也还是建立起来了,在安新过得还算如意。
不过安俊义也很清楚,就贝湖的政治生态而言,他想要进一步发展,机会实在是太过于渺茫,想要发展,还是得跳出贝湖,这个问题他自己也曾经多次思考过,所以对于陆政东单刀直入的提出来还是有思想准备的。
钱财美色这样常人所喜欢的他却是兴趣不大,不过俗话说人死留名,雁过留声,人这一辈子总要做点什么,留下点什么。
陆政东点点头,设身处地的、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现在的干部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几乎都是眼睛朝上。盯着领导的一举一动。好一点的在这其中还兼顾着老百姓的利益,不肖的为了自己的所谓政绩完全是不顾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对于干部盯着上面的领导,陆政东还是能够理解,毕竟干部的帽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领导,即使在考核上也逐渐完善,推出了单位满意度和公示制度,只是单位满意度也就是体制内部的一种考核机制,这种考核有其积极的一面。只是这样的考核机制其实弊端也是很明显的,真正敢于做事的人,敢于加强本单位管理的人道提拔的时候很可能就会过不了这一关,所以很多干部在单位都是想办法安抚住大多数人,这里面也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只要安抚住本单位的人,甚至用一些办法摆平单位内部,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在前不久,华新社内参选编、国内动态清样相继披露了这样的事情,某欠发达省一个经济并不算发达的、仅仅四十万人的县级市一个小小的工商局核定编制一百八十人。而实际在册人数高达近一千人,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县级工商局。这些超编的人多数是系统干部职工的亲属子女。
在内参披露之后,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和震动。
其实这还不算最夸张的,某县一收费站被戏称为“史上最臃肿收费站”。因为这个小小的二级公路收费站,竟然有职工一百一十三人,其中事业编制七十人,还向其他企业借用了四十多人。按照行业标准,这个收费站顶多六十个人就能完成现有工作任务量。
为何出现如此多的人员?
据当地官员解释,原来这个路段一共有三个收费站,后来撤掉了两个,但是这两个收费站的人员却都没减,都流动到仅存的一个收费站中,而向企业借用的个人后来由于有些企业改制,这些员工也就都留了下来。
这个原因与大部分政府机构臃肿的原因差不多:竞争上岗机制无法落实,即使岗位裁撤,人也无法裁撤;人浮于事,不少人占着编制不干事,政府机关只好到处借人干活,借过来的人又通过种种途径留下来。
有一个县十二三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进六千人,公务员队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而是机构臃肿,平均每二十八个老百姓就要养活一个公务员,即供养比例的全国平均值为二十八:一。
也不是没有人强力推动这项改革,不断提出精简机构的措施,然而,机构臃肿是一个周期性顽症,反复治、不断改,始终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而且每一次精简之后是更大的膨胀,因为精简掉的多是没关系,真正干事的,这些人走了,运转就不畅了,所以还是得进人,不管是所谓的“借调”还是“临时工”,总得有人干事。
所以机构精简就像戒烟一样,很多人是戒一次烟,烟瘾反而增加一份,一个讽刺官僚膨胀的最新桥段是说九十年代饭店服务员见到所有客人都一律称呼为老板,而现在逐渐将此称呼改为“领导”。
社会词根的变化反映社会强势力量的变化,“老板”代表的是市场主体,而“领导”代表的是官僚集团,称谓折射出社会现实发生的微妙变化。
与其说机构臃肿是政府的顽症,倒不如说是政府的本性,因为政府代表的是权力,而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
一定数量的公务员有利于维系国家政治生活,但公务员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具有利益共同体性质的官僚集团。官僚的扩张是政治改革最大的阻碍力量。这是因为,官僚集团的扩张与政治改革的方向相悖。
政治改革的方向是“小政府、大社会”,而官僚集团越庞大就越保守,改革就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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