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导队副政委李一权在和谢昌云第一次见面并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更理解了刘亚楼政委所说的协助谢昌云工作是什么含义了。与这个比自己小八岁的副队长的学识和个个精彩的战绩相比，资历那个玩意就算不了什么了。
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工作也就找到了方向。有着系统学习经历、又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李一权，同样也深知加强班排长军事素质对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性，所以对办好教导队也是十分用心尽力，在把教导队的后勤保障和政治工作抓得井井有条的同时，也在教学和管理方面提出了不少可行的建议，并且还承担了部分的授课任务。
谢昌云也为遇上一个好搭档而感到高兴，渐渐就李一权相处的几乎无话不谈了。
红军主力隐蔽在苏区内秘密北进了二十余天，于八月中旬突然出现在了近千里之外的乐安、宜黄一带。三个军团合兵一处，很快的连克乐安、宜黄两城，歼敌近万并借机占领了南丰。
毛泽东再度执掌兵权之后果然出手不凡！
由于几个仗都打得极为顺手，再加上四军及十一师首长的刻意隐藏，所以谢昌云和教导队连打仗的边都没挨上，只是在战后组织学员们来到痕迹犹存的战场，对实地对攻坚和巷战的战术要领做了实地讲解。
一个月期满之后，教导队的第一期培训就结束了，紧接着第二期的一百二十余人又集中了起来。这一次的学员构成与第一期有所不同，除了红四军之外，一军团其他部队按军团首长的指示也抽调了三十多名班排长前来，时间还是一个月。
同时教导队的教学力量也得到了加强，基本队有三个班排长和第一批学员中留队的两人被任命为了助理教员。
就在谢昌云全身心的开始新一轮工作时，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层却发生了突变。
由于毛泽东不主张与敌硬拼，所以红军在敌人重兵再次压来之际，就主动放弃了刚到手不久的南丰、乐安、宜黄三座县城，转而在农村广大地域发展政权、筹兵筹粮并伺机歼敌，这下便惹恼了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一些负责人。
前期的漳州占而不保，此次三个县城又得而复失，中央苏区地盘没有扩大多少，而鄂豫皖根据地又危在旦夕，“如此下去，中国革命要几时才能成功？”
这些帐不管青红皂白，都一股脑的算在了一贯自行其是的毛泽东身上。
于是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了“批毛”会议，几顶“右倾”、“违命”和“游击习气”的大帽子扣下来，毛泽东又再度丢掉了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不过由于其在苏区和红军中威望犹在，所以被清算旧账之余也没有受到进一步的处理。
毛泽东一失势，谢昌云的日子便不好过了。宁都会议结束不久，就有人把谢昌云私自接受交换条件、放走粤军师长的事情给端了出来。
对这样罕见的一个大案，中央局和红军总部保卫局很快都介入了进来。开始时还好，只是从侧面进行调查，可是到后来就逐步升级到了公开取证，而且对性质的认定也趋向于“有通敌嫌疑。”
随即，保卫局不顾一军团各级领导的解释，将谢昌云和警卫员石小旦、以及二连三排长刘贵等跟谢昌云袭占敌第六师指挥所的所有战士，都直接带回保卫局关押审讯。
由于当是其他战士大部时间都帐篷外，所以审讯的重点很快就集中在了谢昌云、刘贵和石小旦三个人身上。
刘贵和石小旦如实说了当时的一些情节，但对于谢昌云所谈的一些高深的话题，都以“当时的注意力主要是监视俘虏和外面敌人的动静，没有完全留意谢副队长说的话”而回避了，反而历数了谢昌云是如何的机智勇敢、沉着镇定，为他大唱赞歌。
于是保卫局的人一怒之下便连施酷刑，把刘贵和石小旦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而且还不断的进行诱导，但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口供。
见迂回战术不奏效，保卫局只有直接和谢昌云交锋了。
面对审讯，双手被拷住的谢昌云坦然道：“我们当是进入敌人营地的只有十几个人，团的主力驰援水口，面对一个师零一个团的敌军，我们能动用的也只有一个营，而敌军虽然师长、副师长和前卫团长被擒，但是实力并没有多大损伤。敌人只是一是惊慌，如果处理不当或拖延下去，即便是我们解决掉了敌指挥所，但敌人完整的建制还在，我们好不容易到手的战果就极有可能会丧失。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认为我的做法是正确的。结果也可以证明，虽然我们仅获得了一些武器装备，但我们此举仍对敌人带来了强大的震慑，使得我们北上以后粤军一直不敢妄动，使得我们红军主力可以北上另辟战场从容作战。我又何来通敌之说？”
保卫局出示了刘贵和石小旦的“口供”，想要给谢昌云一个突然猛击。
刘贵和石小旦根本就没有说什么，所以“口供”自然编造的漏洞百出。谢昌云看了淡淡一笑道：“无中生有，你们敢用党性来保证这个口供的真实性吗？”
“谢昌云，是你问我们还是我们问你？你以为你打了几个胜仗就有资本了？如果你和敌人没有其它交易，那么多敌人怎么就任由你们摆布？敌人的师长又怎么对你礼貌有佳，还敢一个人送你们出来？”保卫局的人也有自己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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