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在了南京，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定罪之后虽然对其予以了特赦，但同时又宣布将他交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就使得共产党、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联盟失去了最重量级的人物。
同时蒋介石在以重兵逼近至华县与渭南之间、继续对陕西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也采用了从内部分化瓦解“三位一体”的手段，提出了解决西北问题的两个方案。
甲案为：东北军移至甘肃，十七路军驻扎渭河以北，红军退回陕北。
乙案为：东北军移至安徽和淮河流域以北地区，十七路军驻防甘肃，红军仍退回陕北。
在明知不具备与中央军正面抗衡的实力的情况下，甲案无疑是“三位一体”这方的最佳选择，虽然丢失了渭河以南及西安的富庶地区，但反过来又获得了甘肃大部，三方的管辖地不但扩大了，同时在地域上仍然形成一个整体，这样“三位一体”的联盟就可以继续保存下来。
所以共产党和杨虎城以及东北军的王以哲都倾向于执行甲案。
但蒋介石的招数高明就高明在他算定了东北军虽然在“三位一体”中势力最大，但却由于群龙无首而成了最薄弱的环节，那个乙案就是针对这一点来的。让东北军离开西北贫瘠之地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这个中国的中心区域，其实上是给东北军下了一个诱饵。
昔日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是被动一方，但现在他却完全占据了主动。东北军十余万人马要吃要喝、要军饷、要补充，但共产党和杨虎城都供不起这些，只有他蒋介石才能做到。所以，除王以哲意外的大部分东北军高级将领都表示愿意率部到安徽一带去。
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就分为了三派。一派同意去甘肃，一派愿意到安徽，还有一派则是主张与蒋介石决一死战，以武力解救张学良的主战派。
而受张学良委托代行负责东北军事务的甘肃省主席、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则因为其所部不是东北军的老底子而难以有施为。
与此同时，共产党在对东北军的认识上却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东北军中主张与共产党合作的共产党大部分都是中下级的少壮派军官，而除王以哲以外的大部东北军高级将领，以往之所以对共产党表示出友好的态度，主要还是看在了少帅的面子上，实际在心里并不看好与要钱没钱、要地盘没地盘、要人没人的共产党进行合作的前途。
关键就在于共产党把那些喜欢出头露面的激进少壮派军官当成了东北军的主流，从而过高的估计了他们对东北军的掌控能力。
而东北军的控制权实际上还是掌握在那些高级将领手中，也算是割据一方的杨虎城比共产党要清楚这一点。
就在东北军大部分将领都表示了希望离开西北、而周恩来却还在被那些主战的少壮派纠缠住的时候，眼见形势不妙的杨虎城就想到了远在广东的谢昌云，便立刻给谢昌云发了一个电报说明了情况，并恳请他速来西安。
谢昌云此刻正在为广东将要实行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做着紧张准备，接到杨虎城的求援电报之后，便就去还是不去，与陈济棠等进行了商议。
目前西安的形势就是再乱也影响不了大局，而广东这边的诸事却要倚重谢昌云，所以陈济棠等人权衡了利弊之后，认为谢昌云虽然再去西安的意义不大，但是杨虎城怎么说也是一方势力的代表，既然开了口也不好直接回绝，而且广东也不能显得薄情薄意，所以还要好言向他做些解释。
谢昌云自己也正是这个意思，然而真正的原因他并没有说出来。
因为谢昌云知道王以哲已成了中共的秘密党员，而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实际上比张学良走得还近，无非是因实力小一些而做的隐匿罢了，现在急于请自己去的目的不外乎是想获得一些从中共那里得不到的实际援助，以便增加在“三位一体”中的话语权。另外东北军那批少壮人物，则因思想激进、而且都为张学良所重用，在最初促成张学良和中共合作、以及后来的西安事变中发生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几乎被中共完全当做了自己人。
所以，在中共自觉得能控制“三位一体”的情况下，谢昌云如果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事，势必会照成中共的误解。可如果是全力去帮助中共，一是目的性太暴露了，有损自己树立起来的不依附哪个政党的形象；二是如果一旦局势朝坏的方面突变，致使中共和杨虎城没有获得预期的目的，那么自己一裤脚的黄泥巴算是洗不掉了。
所以谢昌云觉得时机还不到，目前这滩子浑水最好不好趟。
于是谢昌云便给杨虎城回了一封电报，对自己目前事情太多暂脱不了身表示了歉意，望杨主任能稳妥处理与东北军的关系，并加强对西安的警备，以防从内部发生不测，自己过完年后一定赶去一趟云云。
接着，谢昌云又再次给毛泽东发了一个文字较长的电报。他分析了西安事变之后的形势后认为，共产党虽然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获得了合法地位，但蒋介石的影响力也因其地位的无可撼动而得到了提高。他建议中共应解决三个方面的认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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