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历朝历代的君王对历史都极为看重，有专门的史官记载王朝兴衰以及社会的变迁等重大事件。
而改朝换代之后，新的王朝也会组织人员来对旧的王朝的历史进行修缮工作，通过官方审核，定稿之后，方才刊印发行。
官方这种史家修的史书被称为正史，也叫信史，是日后史学家拨开历史迷雾，探寻历史真相的最主要的依据。
当然，正史记载的东西也未必完全可信，有些事情因为涉及本朝，“为尊者讳”，有时候就会用春秋笔法一带而过，甚至罔顾事实，肆意美化某个朝代，这样的史书一般不会得到史学家的认同。
比如近代民国时期搞的清史稿，一些八旗子弟遗老遗少写的清朝历史，将我大清美化实在不像话，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乎所有人都不认同这部历史，搞得一直未能定稿，因此这部历史只能被称作清史稿，而不是清史。
只有经得起时间考验，被历代史学家推崇的史书，才更有参考价值。
如果正史记载的不太详细，或者某些地方记载的很不对劲，那么在研究某些朝代的历史时，就需要一些杂史来作为参考佐证。
除了皇家的史官之外，在民间也有修史之人，这些人修的历史被称作野史，也叫杂史，其中或有无稽之谈，但也不乏真实之事，有很强的的学术参考价值。
但无论是信史还是野史，都有确切的纪年与准确的地点，事情发生的原因，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时代印记，都在书里体现的极为明显。
如果按照华夏的历史一代代往前推溯，基本上就没有断代的时候，即便偶尔有含糊不明的年代，但在书中也会标注大概的时间段，而且这种模糊的时间段不会太长。
遍观世界历史典籍，也就只有华夏历史记载的这么有条理，有出处，又有确切的年代记录，几千年以来，历史记载一直延续至今。
而在西方，在十六世纪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历史，所有十六世纪之前的历史，基本上全都是当代史，也就是人为造假的历史。
其实我们仔细推想一下就能得出这种结论。
在十六世纪之前，西方分成无数小国，他们连历法都没有，也没有专门写历史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缺乏一种最重要的东西——文字的载体。
当时的西方是没有纸张的，记载重要的东西，只能使用羊皮卷，而羊皮卷价格昂贵，绝不可能记载太多的东西，据说还有一种莎草纸，但莎草纸其实并不是纸，而是一种草叶子，根本就不能长时间保存，而能够长时间保存的载体，无论是石板还是羊皮卷，都不可能大规模普及开来，因此他们记载的东西极其有限，流传下来的更是屈指可数。
因为记载东西的零散与不成体统，在加上没有历法的标注，这就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历史极为混乱不清。
在华夏，关公战秦琼是一个笑话，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却时有发生，就算是有人物的记载，但没有年代的标注，所以导致他们无法梳理历史事件的脉络。
华夏老祖宗为了写东西，也是绞尽了脑汁，最后才选出了竹简木牍作为保存文字的载体工具，但竹简的制作工艺极为繁复，上面的字体都是以工具刻出再加烙印，然后再以皮筋串联，这样才形成竹简，也就是成型的文字载体。
孔子看易经，“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说明孔子看书看了好多遍，很上瘾，把链接竹简的皮筋都给翻阅断了的事情，那时候文字的载体就是烙印刻字的竹简。
还有一句形容词，叫做“汗青”，其实说的就是竹简制作工艺的程序之一，后来慢慢演变成了“杀青”，词义已经有了改变。
因为一开始是在竹简上刻字，程序繁琐，极为费力，这就逼迫的古人不得不已最简洁的语句描述出最复杂的信息，因此上古先文，无不是佶屈聱牙，深奥难懂。
古代的书籍为什么那么珍贵？古人借书为什么那么难借？还不是因为这些书难制作么。
后来在竹简上刻字变为用毛笔书写，方才减少了很多工序，上古先文逐渐转化为容易理解的文言文，然后纸张普及后，古白话文才渐渐出现，一直到现代白话文。
可以这么说，华夏文学叙述方式的改变，与文字载体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文字载体没有得到改善，什么白话文运动，那都是扯淡。
可就连华夏这种最早找出合适的文字载体的国家就，依旧有很多典籍难以保存，失散不知道多少经典，有些史书都不怎么齐全，还得后人加以增删修补才行。
而西方当时别说纸了，就连竹简他们也没有，那他们动不动几百万字的史诗巨作到底是怎么记载下来的？
难道当时西方的羊皮一只羊能剥出一百张羊皮？
还是说，他们的羊会蜕皮，一月褪一张？
或者说，是遗传基因中天生就带到脑子里的？
还是说近代有人掌握了穿越时空的本领回到过去特意记载下来的？
这特么极其不合常理，但凡有脑子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些事情的真实性。
有人说《荷马史诗》是一个叫荷马的放羊倌传唱下来的，好家伙，一个不识字说书瞎子的说的东西，竟然成了西方人的历史，里面的雅典娜、波塞冬满天飞，竟然也能成为史书，这简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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